“成了。”

　　她把围裙边松开。

　　刘三柱把铁筛搁下。

　　“姐，”他没回头，“若菊那瓶榛子酱，你用的是啥配方？”

　　三嫂愣了一下。

　　“就咱坊的方子。”

　　“俺是说——”刘三柱顿了顿，“你是不多加了一味料？”

　　三嫂没答。

　　她把围裙解下来，叠好，搁在车间门后的钉子上。

　　“加了一把糖。”她声音不高，“咱坊的榛子酱，搁的是白糖。那瓶俺搁了冰糖。”

　　她顿了顿。

　　“冰糖甜，不齁嗓子。”

　　刘三柱没再问。

　　他把炒锅的火封上，站在车间门口，望着那条红透了的荒山沟。

　　风从北边吹来，带着沙棘果的酸甜味。

　　他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。

　　“姐，”他说，“俺这辈子，跟你学的东西，够不够还你？”

　　三嫂没答。

　　她站在他旁边，也望着那条沟。

　　“三柱，”她开口，“你还记得咱娘不？”

　　刘三柱点点头。

　　“记得。”

　　“咱娘这辈子，吃过最好的东西是啥？”

　　刘三柱想了想。

　　“红糖水。过年时供销社凭票供应，咱娘一年能喝两回。”

　　三嫂没说话。

　　她把围裙边松开。

　　“若菊那孩子，”她说，“比咱娘有福。”

　　她顿了顿。

　　“比俺也有福。”

　　刘三柱低下头。

　　他把围裙边攥紧了。

　　十月中旬，省实验中学期中考试成绩出来。

　　若菊考了年级第一。

　　比第二名高了十一分。

　　周校长亲自给合作社办公室打来电话。老人声音还是慢条斯理，可握着话筒的手在抖。

　　“杨振庄同志，你闺女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了不得。”

　　杨振庄握着话筒。

　　“周校长，谢谢您。”

　　“你不用谢我。”周校长说，“这孩子，我没教她多少。她走到今天这一步，靠的是自己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。

　　“她跟我说，她爹供她念书，供得不容易。她说合作社的每一分钱，都是社员一锅一锅炒出来的。”

　　杨振庄没答话。

　　“我说，你爹是省劳模，合作社一年赚十几万，供你念书不成问题。”

　　周校长沉默了一会儿。

　　“她说，她知道合作社有钱。可她每花一分钱，都记得翠花坊车间那股热浪扑脸的劲儿。”

　　杨振庄握着话筒。

　　窗外的榛子林红透了，风一过，叶子哗啦啦往下飘。

　　他把话筒握紧了些。

　　“周校长，”他开口，“这孩子从小就会算账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。

　　“她算得太清楚了。”

　　周校长没说话。

　　过了很久，那头传来一声很轻的叹息。

　　“杨振庄同志，”老人说，“你养了个好闺女。”

　　电话挂了。

　　杨振庄站在窗前，把那句“你养了个好闺女”在心里过了三遍。

　　他把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往里挪了挪。

　　君子兰又蹿出新叶了，厚墩墩的，绿油油的，叶脉清晰得像雕上去的。

　　他把掌心贴在叶片上。

　　叶凉凉的。

　　他把手收回来。

　　“老蔫叔，”他没出声，在心里说，“若菊考了全省第一。”

　　窗外的风还在吹。

　　他站了很久。

　　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，长白山下了入冬头一场雪。

　　雪不大，细盐粒子，簌簌地洒在榛子林光秃秃的枝丫上，洒在荒山沟红透了的沙棘果上，洒在翠花坊结了薄冰的铁皮屋顶上。

　　三嫂刘翠花站在车间门口，仰着脖子瞅天。

　　“三柱，”她说，“这雪下不长。”

　　刘三柱从炒锅边探出头。

　　“姐，你咋知道？”

　　三嫂没答。

　　她把围裙系紧了些。

　　“俺年轻时在县城扭秧歌，有一回也是这样的雪，扭到一半停了。”她顿了顿，“领队说，这雪是来给秧歌队捧场的，瞅完热闹就走。”

　　刘三柱没接话。

　　他把炒锅的火封上，站在他姐旁边，也仰着脖子瞅天。

　　雪下了一个时辰。

　　真停了。

　　刘三柱蹲在车间门口，把那棵从荒山沟移回来、种在破脸盆里的山丁子苗看了又看。

　　苗子还小，才一拃高。

　　可它活了。

　　他把脸盆往窗台边挪了挪，让它能晒着太阳。

　　“姐，”他没回头，“这苗子俺带回二道沟，能种活不？”

　　三嫂站在他身后。

　　“能。”

　　刘三柱把那棵苗子又看了一遍。

　　“那俺过年回去，在娘坟边种一棵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。

　　“娘活着那会儿，最稀罕山丁子花。”

　　三嫂没说话。

　　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。

　　攥紧了。

　　十一月十五，若菊又寄回来一封信。

　　信很薄，打开来，里头夹着一张照片。

　　照片是黑白的，边角裁得不太齐。若菊站在省实验中学校门口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头发还是齐耳短，刘海被风吹乱了。

　　她没笑。

　　她把腰板挺得溜直。

　　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：

　　“爹、娘、三娘、三叔、大姐、二姐、三姐、七妹、继业：

　　俺在省城挺好的。

　　这张照片是周校长帮俺拍的，没收钱。

　　俺下个月参加全国数学冬令营，全省选三个人。

　　俺选上了。

　　若菊

　　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二”

　　杨振庄把照片看了很久。

　　他把照片搁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。

　　和那张泛黄的三好学生奖状复印件并排放着。

　　和若菊全省数学竞赛一等奖的奖状复印件并排放着。

　　和省实验中学校长周秉义亲笔写的录取通知书并排放着。

　　他把玻璃板擦干净。

　　压平。

　　“若兰，”他说，“去跟三娘说一声。”

　　若兰点点头。

　　她站在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　　她爹还站在桌前，低着头，看着玻璃板底下那几样东西。

　　他没说话。

　　她也没问。

　　她轻轻带上门。

　　十二月初，省城又来了信。

　　这回不是若菊写的，是周校长亲笔。

　　信不长，字迹工整，墨迹饱满。

　　“杨振庄同志：

　　杨若菊同学已通过全国数学冬令营选拔，将于一九八九年二月赴北京参加国家集训队选拔。

　　若成绩优异，将有机会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。

　　这孩子，比你我想象的还要走得更远。

　　周秉义

　　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三日”

　　杨振庄把信看了三遍。

　　他把信纸叠好，塞进信封，搁进抽屉里。

　　和那张泛黄的三好学生奖状并排放着。

　　和那盏继业做的歪歪扭扭的萝卜灯并排放着。

　　和那根老蔫叔传下来的楸木鹰杆并排放着。

　　他把抽屉推上。

　　站起来。

　　走到窗前。

　　窗外的榛子林落了叶，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白的天。

　　他把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又往里挪了挪。

　　君子兰没挪地方——它本来就在那儿。

　　他只是想把手搁在哪儿。

　　搁在叶片上。

　　叶凉凉的。

　　他把手收回来。

　　“老蔫叔，”他没出声，在心里说，“若菊要去北京了。”

　　窗外的风停了。

　　雪还没下。

　　他站了很久。